【湖湘廉吏】罗含：不阿权贵的“江左之秀”

　　罗含(292—372)，字君章，号富和，东晋桂阳郡耒阳(今湖南耒阳市)人，曾任州主簿、征西参军、宜都太守、散骑常侍、廷尉和长沙相等职，被称为“湘中之琳琅”“江左之秀”。

　　任宜都太守时，他不忍心从灾民口中夺食，上书朝廷减免赋税。桓温对他有伯乐之恩，但当桓温飞扬跋扈，甚至阴谋篡位时，罗含愤然辞职回到耒阳乡下隐居。

　　罗含还是一位哲学家和散文家，其所着《更生论》阐述了“更生”是自然变化的规律，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，是古代湖南较早的哲学着作。

　　收礼千金 原封退回

　　罗含出身官宦世家，在东晋属于士族家庭，其曾祖父罗彦曾为临海太守，父亲罗绥为荥阳太守。罗含幼年历尽坎坷，3岁丧母，11岁丧父，由叔母抚养成人。

　　《晋书》记载了罗含年少时的一个故事：一次，罗含睡午觉时，梦见一只羽毛文彩异常的鸟，飞进了自己口中。叔母告诉他，鸟有文彩，预示着你日后一定能写出好文章。从此以后，罗含果然“藻思日新”，文采飞扬。后来，人们常用“罗含吞鸟”来形容一个人文采出众。

　　刚满20岁时，与他父亲交情深厚的荆州刺史陶侃曾三次征召其为官，皆被他谢绝。罗含的父亲曾任新淦(今江西新干)县令，颇有政绩，受到当地百姓爱戴。后来，新淦人杨羡出任罗含所在的荆州任荆州将军，引荐罗含任主簿，罗含傲然不予理睬。直到后来，杨羡多次来聘请他，“你饱读诗书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才华，人要有所抱负!”罗含见实在推辞不掉，便说，“这样，我愿意去县里为百姓做点实事。”于是杨羡便举荐他到江夏县担任主簿。

　　罗含在任上，辅佐县令广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后来，荆州发生“杜弢之乱”，杨羡召回罗含任长沙郡从事，协助平叛，其才能得到了初步展现。

　　后来，杨羡离职时，罗含一直送他回到故里新淦县。新淦百姓听说老县令的儿子来了，许多人纷纷赶来给罗含送上财物和礼品，以感念老县令罗绥当年的恩德。罗含再三推辞也盛情难却，只好暂时收下，并一一做好记录。等离开新淦时，他把财物和礼品一一原样封好，行之半路时才派人通知杨羡，将收到的礼品礼金全部退还原主。事后，远近的人都十分佩服罗含的品德。

　　魏晋时期实行“九品中正制”，主要靠家庭出身和背景来选官，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权，特别是两晋时期形成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。罗含作为士族阶层中的一员，不贪权，不贪钱，一心通过实干而获认可，非常难得。

　　“伯乐”变权臣 愤然辞官回乡隐居

　　不久，罗含被任命为江夏从事。上任后，江夏太守谢尚对他十分器重，称赞罗含为“湘中之琳琅”。东晋权臣桓温任荆州刺史时，亦很赏识罗含的才干，调任他为征西参军。时桓温奉命准备西征成汉政权，罗含积极出谋划策，桓温率军溯江而上，连战连捷，很快兵临成都。双方激战中桓温战马受伤，差点被射死，将士大惊。正准备撤退之时，罗含临危不惧，带领晋军奋勇冲杀，晋军士气大振，一举打败成汉，占领成都。随后，成汉政权被消灭，桓温收复了大片失地。后来，罗含一度随桓温西征前秦，收复洛阳。

　　桓氏和谢氏是东晋时期两大极具势力的门阀士族，经常勾心斗角，相互倾轧，争权夺利。江夏太守谢尚是东晋名臣谢安的堂兄，也是当时的名士，罗含与他是好友。桓温任荆州刺史时一心想打压谢尚。为严密控制荆州，排挤谢氏家族势力，他派做事认真的罗含到江夏去检举弹劾谢尚。罗含十分清楚桓温的意图，到江夏后，接连数日只到谢尚的府邸痛饮叙旧，一概不问郡内政事。回来后，桓温要他禀告谢尚的问题。罗含却反问道：“您觉得谢尚这个人怎么样?”桓温如实回答：“才能胜过我!”罗含于是顺势说，“岂有比您强的人会做见不得人的事?因此，我对他没有过问!”桓温无言以对。一句话，巧妙地化解了两个政敌之间的矛盾。在荆州期间，罗含极力调和桓温与谢尚的关系，避免了东晋政权内部分裂。

　　事后，桓温不但没有责备罗含，反而对他的人品更加赏识，提拔他为荆州刺史别驾。上任后，每天通过罗含来巴结桓温的人络绎不绝，经常要参加各种宴席、应对不同的场合，也经常有人来向他送礼，求他办事。罗含不胜其烦，于是在远离官衙的郊外盖了一座茅屋，伐木做床，编苇为席，作为住所;穿普通布衣，吃自己种的蔬菜，在住所遍种自己喜欢的兰和菊，生活得平静安逸。一次，桓温与僚属宴会时，罗含迟到了，桓温问大家如何形容罗含的才干，有人说他是“荆楚之才”，桓温摇摇头说，“此人是江左之秀，岂止是荆楚之才!”(东晋政权地处江南，江南在古代称为江东，别称“江左”，所以史书多称东晋政权为“江左”。)

　　东晋人裴启的《裴子语林》记载了罗含不谀达官的一个场景：一次，罗含在桓温府上做客，有人欲把罗含推荐给来访的朝廷大臣，以便于日后提拔，罗含义正言辞地说：“这种大臣我见得多了，就不再麻烦您了!”

　　罗含升任宜都太守时，一年大旱，秋收时税赋不能及时入库，罗含下乡看到田间枯死的庄稼成片，老百姓填饱肚子都很困难，不忍心再从灾民口中夺食，便如实上表直陈灾情，要求减免赋税，得到朝廷允许。

　　在桓温的推荐下，罗含调任散骑常侍、侍中，成为辅佐皇帝的近臣，参与处理朝政。当时，人们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，不少人隐匿户口土地，请求世家大族的保护为其荫户。罗含不畏权势，参加制定“土断”的具体策略和实施方案。通过“土断”，大量被本地豪强士族隐瞒的户口土地被清查出来，使得朝廷赋税大幅增加，国库充盈。

　　桓温利用北伐掌握了军政大权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，开始一门心思谋权篡位，竟然开始随意废掉皇帝。桓温对罗含虽有伯乐之恩，但罗含并不依附于桓温，此时，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官，回到耒阳乡下隐居，保持了淡泊名利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。

　　创作哲学名篇《更生论》 具有唯物辩证法思想

　　罗含撰写的《更生论》仅392字，但提出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发展观的思想，意义重大。《更生论》指出，“天者何?万物之总名。人者何?天中之一物。”强调天是万物之和，是本源，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，是现实存在的，而不是“虚无”的;“人是天中一物”，肯定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地位，在道家玄学思想盛行的魏晋时期，这是一种大胆的、进步的思想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。

　　罗含认为，“今万物有数，而天地无穷。然则无穷之变，未始出于万物，万物不更生，则天地有终矣。天地不为有终，则更生可知矣。”意思是说，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，不断地死亡，又不断地新生，只有万事万物不断变化、不断发展、不断更生，天地才能无穷、才能无终。罗含提出的万事万物永远处于不断发展、变化、更生的观点，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，也是他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。

　　罗含在《更生论》中说“人物有定数，彼我有成分，有不可灭而为，无彼不得化而为我。聚散隐显，环转于无穷之途;贤愚寿夭，还复其物，自然贯次，毫分不差。”指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，这也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。罗含的《更生论》是东晋到南北朝时期“形神之辩”的发端，后来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“神灭”与“神不灭”大辩论。

　　相传罗含致仕还家，踏进旧宅家门时，庭院菊花盛开、兰草丛生、芳香满堂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对他美好德行的一种感应。晚唐诗人李商隐把罗含的高尚人格与陶渊明相提并论，写有《菊》诗为赞：“陶令篱边色，罗含宅里香。”

　　太和七年(372)，罗含无疾而终，终年77岁。朝廷闻知罗含不附和专权跋扈的桓温，大加抚恤和表彰，在他的居住地耒阳修建了相公祠，祠中立有记载罗含生平事迹的石碑，祠门口有副对联：“派衍淝阳秀钟江左，声蜚东晋曲重西湖”。(蒋伟)